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怀着对这项“神服务”的好奇，韩国记者还在中国特地体验了一番。据《中央日报》报道，4日晚，韩国记者办公室所在的北京市中心建国门一带，记者尝试使用了该软件。建国门这附近还不算娱乐区域，但在半径400米以内地图上跳出10名代喝人的位置。记者在点击其中一名代喝人后立即弹出他的自我介绍——“奥运会金牌级喝酒选手”，“酒量是白酒两瓶、啤酒一箱”。

《国台办：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》他还说，性侵也是分层级的，他遇到一些案例，比如把女孩裙子撩起来摸下体，“其实这也是性侵，但与长期的猥亵、强奸不同，这类轻微的案例也比较多。如果证据不能固定，就难以认定构成犯罪”。